发掘单位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吕凯
遗址及工作概况
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今山东地区是秦汉皇帝东巡的重要区域，周代齐国境内有八神主祭祀，文献记载秦始皇、汉武帝等曾出巡八主祠所在的芝罘、成山、琅琊等地，祭祀神祇并大兴营建。琅琊台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遗址三面临海，中心为海拔183.4米的山峰。琅琊据文献记载与齐地八神中的“四时主”祭祀、秦皇汉武东巡等重要历史事件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三巡琅琊并“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遗址现存大型夯土台基、窑址等多处重要遗迹。自1973年以来，遗址经多次调查、勘探及配合或抢救性清理工作，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总面积约3.8平方千米。
展开剩余90%遗址鸟瞰（西南-东北）
2019年至2025年，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持续主动性考古发掘。通过多个年度发掘，确认了位于遗址中心的山顶夯土为高台建筑基址，发现房间、道路、排水设施等重要遗迹，并于山下正南偏东发现正方形院落基址，与山顶建筑共同构成秦汉时期高等级建筑群。山下西南发现时代明确的秦代砖瓦窑址，为建筑年代判定和遗址分期提供了准确的依据。遗址东部发现大型夯土平台，东南部发现规模较大、形制独特的战国时期建筑群，对于探索琅琊历史渊源及文化内涵有重要价值。
遗址范围及主要遗存分布地点
主要新发现
（一）临海而建的国家工程
考古发掘确认了由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修汉葺”的高等级建筑群。山顶建筑基址平面呈“T”字形，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分为多个层级。最上层推测为高台建筑核心殿堂基址，东、西两侧不同层级台面上发现房间、廊道、踏步、院落门址、石铺道路及排水、集蓄水设施等。
山顶建筑基址西侧发掘区三维模型(西北-东南)
房间由台基壁面和夯土墙围合而成，发现门道、柱础，室内残存有壁砖，台基西侧房间内发现长方形石砌地漏，下连排水管道。廊道与房间相连，内侧依夯土壁面，外侧发现成列柱础。台基西南部发现空心砖组成的登台踏步，多块砖面饰有龙纹。东北部发现院落门址一处，门上应原有屋顶，门内、外分别为瓦铺散水和慢道。基址东、西部各发现石铺道路一条，均以加工规整的长方形石块铺砌而成。
山顶建筑规划有完善的室内、外排水系统，由地下管道和地面明沟构成。地下管道有单列、双列及三列并排多种形式，以陶管套接而成，于夯筑时预埋，周围包裹黏土以防渗加固。管道入口附近发现镂孔砖，应为过滤防堵之用。地上明沟多以立瓦铺装，连接管道并汇聚室外雨水。另外，发现的石铺道路路面均呈下凹状，应兼具排水功能。
除排水设施外，还发现设计精妙的集蓄水设施，由水池和井窖构成，井窖在基岩上挖出，深约2.5米，井口较小，口部石框高出池底，雨量较大时，水池汇聚的上游来水会没过井口、流入井窖储存起来，从而为山顶提供较稳定的水源。
山顶建筑基址西部秦代房间F1内石砌地漏（西-东）
山顶建筑基址东北部秦代排水管道（上为北）
山顶建筑东北部秦代集水池及井窖（东南-西北）
山体南坡发现“人”字形道路，分别连接山下院落和窑址区。院落位于山下正南偏东，平面为边长约120米的规则正方形，四面有夯土墙基。院内地面呈北高南低层级式，北部发现规模较大的房屋建筑基址，以南北向道路为中轴，呈对称布局。出土遗物多为建筑构件，也发现较多罐、瓮等生活陶器。院落与山顶有道路连通，结合夯土结构及出土遗物形制，推断与山顶建筑同期营建、使用。与前者相比，生活功能更加突出。
山顶建筑基址东部秦代门址及慢道、散水（西南-东北）
山顶高台建筑东侧秦代石铺路面（南-北）
山上、山下建筑均有维修、改建迹象。出土建筑类遗物可分为两期：第一期为秦代，以绳纹瓦、云纹瓦当和素面砖为代表；第二期为西汉时期，主要为瓦棱纹瓦、“千秋万岁”文字瓦当和菱形、三角形纹砖等。秦代遗物中见夔纹大半圆瓦当和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可证实文献中秦始皇二十八年筑“琅邪台”的记载。
山顶建筑与山下院落、窑址区位置示意(南-北)
山下院落基址西北部发掘区全景（上为北）
山顶建筑基址出土秦代龙纹踏步砖
山顶建筑基址出土秦代云纹瓦当
山顶建筑基址出土秦代镂孔砖
山顶建筑基址出土西汉“千秋万岁”文字瓦当
（二）时代明确的秦代窑址
首次在山东地区发现时代明确的秦代窑址。窑址区位于山下建筑基址西约350米处，地势平坦，西邻一条南北向冲沟。发掘揭露10座半倒焰窑，均由操作间、火膛、窑床、烟道构成，操作间均面向冲沟。冲沟内发现一道东西向条形夯土遗迹，其北侧见多层淤土，性质应为服务于窑址生产的蓄水堤坝。
秦代窑Y1（上为北）
窑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包括板瓦、筒瓦、瓦当、砖及管道等，形制与山顶建筑第一期遗物一致，可确定这批陶窑是秦代砖瓦窑。所出夔纹大半圆瓦当当面图案与陕西秦始皇陵、栎阳城、辽宁姜女石秦行宫等遗址出土同类器一致，是秦代最高等级建筑的标准器，其中最大一件复原直径约80厘米。窑址区的发现不仅为遗址断代和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还充分展现了中央集权下资源调配方式与标准化生产制度。
窑址区出土秦代大型夔纹瓦当
（三）早期琅琊的重要线索
山顶建筑正东约1200米处的海边发现一处依山体夯筑的大型台基，平面呈椭圆形，顶部平坦，未发现成规模建筑遗存，夯土结构与山顶、山下建筑差异巨大，夯窝圜底，呈现较早的时代特征。性质应系官方营造的有特定目的、严密规划的大型工程，推测功能与礼制活动有关。遗址东南部的濒海台地上，发现一处由长廊和院落构成的建筑群。长廊基址为东西向，复原为两面坡瓦顶，其东端发现长方形院落墙基。建筑群出土遗物年代为战国时期，具有齐文化特征，当与田齐经略琅琊有关。以上发现为探索遗址历史内涵和景观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东南部战国建筑基址发掘区全景（上为北）
东南部战国建筑基址出土半圆形素面瓦当
东部夯土台基及探沟TG2（西-东）
东部夯土台基TG2内夯面夯窝
考古发现的价值意义
考古发掘实证了文献中秦始皇东巡和筑琅琊台的记载。琅琊台是目前发现的东部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秦帝国国家工程，是秦汉王朝宣示统治权力的政治地标。
考古发掘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大量具有标准器意义的建筑类遗物的发现，为山东乃至全国秦汉建筑及相关遗存的分期与研究提供了精确的参考。
考古发现串联起秦始皇东巡海疆、筑台立石及移民设郡等重要历史事件，反映了秦汉帝国的海疆观念和治理策略，也折射出秦汉时期蓬勃发展海洋意识与海洋战略。
考古发现揭示了秦汉王朝将齐地文化基因纳入大一统意识形态体系的过程，集中展现了早期封建王朝的国家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是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机制的绝佳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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